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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。鉴定结论表明,林某是间歇性精神病人,杀人时其正处在发病状态。死者家属要求赔偿30万元林某归案后,死者家属强烈要求将其处以极刑。得知林某被鉴定为间歇性精神病人,并对其杀人行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后,死者家属极为不满,并提出重新申请司法鉴定。而再度鉴定的结果仍然是维持原结论。与此同时,林某母亲的供述也被证实:林某早就被发现有精神病征兆,但家人为保护他,一直告诉他自己要隐瞒,并且也不向外人诉说。而在这个家庭中,林某的父亲就是众所周知的精神疾病患者。据此,死者家属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的民事赔偿诉讼。要求林某及其父母赔付受害人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30余万元。然而林父长期患有精神疾病,基本丧失劳动能力,而林母年事已高,劳动收入有限,原本就很拮据的家庭,现在又面临更大的债务压力。鉴于此,犯罪嫌疑人家属向六合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。法援律师介入,判赔23万元法援律师接案后积极应对,在被告林某的主体资格上,援助律师提供了精神病司法鉴定文书,用以证明行为人林某案发时确属限制行为能力人,无赔偿义务。对于患精神疾病的林父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,援助律师也多次往返于其就诊的精神病院,提供了林父长期进行精神疾病治疗的证据,证明其虽为林某法定监护人,却无法履行监护人义务,应当免除其民事赔偿义务。最终,法院支持了援助律师的意见,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23万元。具体执行方式,是先以林某的自有财产承担,不足部分则由负有监护义务且有监护能力的林母承担。焦点:为什么不阻止他行凶?焦点:为什么不阻止他行凶?王仁桃律师说,根据相关证据证明,吴翠雯在案发前就知道黎滨家族有精神病遗传病史,知道儿子曾患有精神病,还让他不要告诉别人。案发当晚,吴翠雯发现儿子行为异常后就开始回避,而看到儿子跑到邻居家,且听到杨淑芸喊救命时,她也没有上前制止或者喊人帮忙、报警,只是忙着将自己家人送到安全地带。对于这样的说法,被告方代理人却不认同,他当庭询问吴翠雯是否知道儿子有病,得到的却是否定回答。“她知道黎滨拿着菜刀去我们家了,应该喊人去阻拦啊,她却光顾着转移自己家的人,丝毫不管我妈的安危。”杨淑芸的大女儿哭着说。吴翠雯坐在被告席上,不停地擦拭眼泪。家徒四壁,赔偿是难题在原告方提交的诉讼请求中,杨淑芸的家人一共索赔27万余元,这包括丧葬费1.8万余元,死亡赔偿金18万余元,以及精神抚慰金7万元。其代理人王仁桃律师指出,34岁的黎滨此前一直在外打工,除他的个人花销,应该有相应的积蓄。而在庭上几乎没太说话的吴翠雯此时开口了,她说:“我就在家种田,老头子呆了20多年了,没钱给他瞧病,我儿子虽然十几岁就开始上班打工,可他根本赚不到钱。”其代理人赵成有律师补充说,吴翠雯是政府确定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对象,他们家中唯一的房产就是几年前盖的三间房子,此外并无存款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审判后,法庭并未当庭宣判。法官询问双方是否同意调解时,原告表示同意,而被告方拒绝了。对于这起诉讼,原被告方的代理人尽管各执一词,但他们在辩护中也都提到了同样一点,那就是我国精神卫生法律法规有待健全,对于精神病患者救助、管理和相关的赔偿机制亟须完善。由于种种原因,监护人时常无法也无力履行监护责任,这就导致精神病人流落社会,成为随时可能引发悲剧的“定时炸弹”。(文中除律师外,当事人均系化名)延伸阅读精神病患者杀人,杀了白杀?南京近日经由媒体披露的几起案件,让人产生了这个疑问。上周,一名精神病患者杀死一个彩票店老板后,被法院认定其为“限制刑事责任能力”判处无期徒刑,而今天报道的这起案件中,杀死了婶婶的精神病患者黎滨却未被追究刑事责任,之间的区别在哪儿?实际上,有、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,在法律上是一个简单的关系。用同样适用这个责任区分的另一种情形作比,可能就好理解得多:未成年人犯罪。我国《刑法》规定,未满14周岁的儿童无论犯任何罪,都不负刑责,他们在法律上是无刑事责任人。而14周岁以上、16岁周岁以下的少年犯罪,则为相对刑事责任,或称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,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如果犯杀人、强奸、抢劫等几类重罪,就要承担刑事责任,但可从轻判决。换在精神病患身上,通过严格的司法鉴定程序,可以确定在作案时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,并进而确认其有、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,法院也会依具体的鉴定来依法作出判决。 中新网5月19日电 综合报道,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上任前,坚决反对欧洲联盟的严苛紧缩政策,但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他主持新内阁首次会议就采取紧缩措施,要求所有部长减薪30%,而且不得收受价值超过150欧元的礼物,并免去出行时的警车开道。据报道,法国总统及所有部长减薪是奥朗德的竞选政见之一。他任命总理艾罗组建内阁,第一件事便是立刻通过34位部长级官员的降薪措施。而且,作为选前承诺,奥朗德要求内阁官员签署行为伦理准则。法国《世界报》(Le Monde)取得的2页准则内容显示,第一条强调内阁团结,要求部长不宜对外表达与政令不同的意见,避免“直接或间接表达不同意见,可能削弱政府,降低民众对政府施政的信心”。《世界报》指出,行为伦理准则要求部长必须聆听民众意见,并须利用网络进行公共咨询。其它的自我伦理约束部分包括将个人不动产交给合法中介处理、不接受外国政府或与部会管辖业务相关的私人或机构度假邀约、婉拒价值超过150欧元的礼物、本人及家属不得加入与主管部会业务相关的团体,包括非营利事业等。此外,铁路车程在3小时内的路程,应优先考虑搭乘列车。这条规定是为减少使用政府行政专机的费用。每位部长被要求签署的行为伦理准则,还包括:除非必要,不得要求警方为部长座车开道,并应遵守交通规则。据介绍,法国部长所乘车辆一般有警察骑机车在前开道,而且无须等候红灯,是避免部长车辆困在车阵中,存在安全隐患。萨科齐执政时,曾发生开道的警车撞倒路人、引发争议的事件。 楚天都市报讯 (记者周鹏 程铭 实习生李梦甜)昨日,洪山一大型超市内,一名男子持刀刺伤6名工作人员,逃窜过程中,被外围物业保安抓获,并从身上搜出多把刀具。记者闻讯赶到现场看到,事发附近花坛边有一摊鲜血,事发超市入口处也有多处血迹。该超市行政办公室门破损,走道上有灭火器粉末,民警正在调查。据事发超市工作人员称,昨日上午9时许,一男子进入洪山雄楚大道一超市改条码,行迹败露后掏刀捅人。据目击者介绍,行凶男子刺伤超市工作人员后逃出南广场,向书城路跑去,超市多名防损员拿着灭火器追赶。正巧长江东光物业两名保安在南广场巡逻,得知在追赶歹徒,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,一名保安在后面追赶,另一名保安跑到前面包抄。就在行凶男子跑至雄楚大道时,包抄的保安追上一砖头拍在他腿上致其摔倒,两名保安上前将其摁在地上。纠缠中,行凶男子右手伸向裤兜,保安连忙将其手脚控制,从他身上搜出了3把管制刀具,还有多个商品条形码。民警接警赶到,将行凶男子带走。据警方介绍,该男子姓熊,曾是事发超市的防损员,目前正对此案展开进一步调查。6名伤者被送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抢救,据医生介绍,其中两人受伤较重,所幸均无生命危险。 图为:结婚的开销越来越大,一对新人正在洽谈婚庆事宜 (东方IC)楚天金报讯(策划/李昌建 文/本报记者海冰 艾红霞)在武汉娶个老婆要多少钱?网上评出的“2011年十大城市娶老婆成本排行榜”中,在武汉娶老婆成本为65万元,位居第九。65万元是这样算出来的: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,以均价6600元计算,这就是52.8万元;装修5万元,家电及家具3万元;轿车4万元(以QQ等车型计算);婚宴20桌,以每桌800元计算,共1.6万元,红包(平均每桌2000元)进账4万元;度蜜月就省了;再算上谈恋爱的花销等,大约共需65万元。而上世纪80年代初,结个婚仅需要花费500元左右,保守统计,除去婚房的投入,30年来,结婚成本翻了百余倍。1981年结婚的邓女士花500元就成了家“那时候,一家有五六个姊妹,父母哪能能顾得过来,结婚的花费都靠我们自己攒工资。”武昌的邓女士说,她1981年结的婚,20岁出头开始在针织厂上班,还没处对象时,就攒钱为自己张罗嫁妆,“也有女孩把工资交给父母,让父母来买嫁妆,但我觉得自己眼光更好,就把工资留着自己买。”邓女士称,她刚参加工作时,一个月工资20多元钱,后来涨到30多元,她平时省吃俭用,从家里带饭,冬天就放在煤气管道上保温当午餐,就是为了把钱省下来买嫁妆。有一次,她逛商场看到一条毛毯很漂亮,就咬牙买了下来,花掉了一个月工资,这条毛毯后来成了她陪嫁品中很像样的一件东西,一直用到现在。邓女士说,那时候,婚后一般跟父母挤着住,一家有几个孩子的,则向单位申请福利房、集体宿舍,家里也不需重新装修,请工匠打制床、穿衣柜、五屉柜、写字桌等家具即可。“婚宴也很简单,就是在家中搭个棚子,请厨师上门做几桌,也没听说有人到外面酒店办酒。”邓女士称,办酒的钱需男方出,男方需把已做好的酒席,用三轮车拖运两三桌到女方家,或给钱让女方自己置办。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结婚就流行置办“三转一响”(即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),如能再带上“一咔嚓”(即照相机)就更完美了。那时,能凑齐这结婚“三大件”的家庭,可以算是过上了富足的“小康”生活。“我结婚那会,省吃俭用买了辆天蓝色的自行车,还是专门从上海托运过来的,每天上下班穿着新衣服、骑着新自行车,美死了。”邓女士沉浸在青春记忆中。“谈恋爱处个一年半载,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男女双方两厢情愿,男方置办家具,女方准备一些嫁妆,就可以结婚了,花费在500元左右。”邓女士描述了当时大多数年轻人的状态。1992年结婚的吴女士花销要以万元计吴女士和老公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,他们是1992年底结婚,相比眼下的年轻人结婚的隆重,她感慨道,“我们那会结婚很简洁”。吴女士称,她头一次去男方家中,准婆婆给了400元“见面礼”,当时一般标准是600元、800元。“当时他父母到我家拎了烟、酒、糖、茶,并带了1000元现金到我家登门提亲,父母把四样礼留下,现金没有要,不是嫌少,而是父母很开通,觉得子女过得幸福最重要。”吴女士称,当时男方给女方的聘礼,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会多些,但一两万元绝对拿得出手。“婚纱照也拍,但只是几张照片,不像现在的新人都有好几本册子。”吴女士称,当时,专业影楼也逐渐出现,她记得汉口的皇宫拍一套婚纱照要七八百元。但他们最终选择到小店拍纪念照,总共花了160元。那个年代结婚,时兴男方给女方送“三金”,即“金项链、金耳环、金戒指”,“我记得当时的金价是110元一克,总得算下来也要四五千块,这算结婚成本中的大头之一吧。”“我们结婚没有向父母要过钱,能省的都省了!”吴女士称,他和老公当时的积蓄只有4000元,用这钱买了洗衣机、电视机等生活必需品。吴女士结婚的地点,选在了公公单位的食堂,一共摆了十几桌,吴女士的20多名同事每人出了二三十元钱,包了一个红包,派工会和人事科的两名同事作为代表出席婚宴。“也有婚宴在酒店包桌的,那费用就高了,我记得帮妹妹在酒店订的婚酒,一桌是300元的标准。”婚礼现场请朋友们帮忙拍了照。吴女士还称,她结婚后是跟公婆挤着住,为结婚买套婚房在上世纪90年代不多见,那时还有不少单位能够分房,很多人结婚所要做的就是简单装修下房子,1.5万元足够了。“我这个月参加了五场朋友、同事孩子的婚宴,让我想起我们当年结婚的热闹气氛。”吴女士称,她1992年结婚那会,还可以放鞭炮,婚宴规模不大,但宾客都是挚友和亲戚,整个婚礼现场,传统的逗趣项目——夫妻共啃苹果、闹洞房等,让参加婚宴的宾客参与性很强,气氛相当喜庆。吴女士称,虽然现在的年轻人都努力追求婚礼的个性特色,但因婚礼的主导权在婚庆公司,难免会流于程式化,譬如,鼓掌、举杯都要听婚礼司仪的统一调度,“不光是一对新人,我感觉参与婚宴的人都是演员,在共同出演一出戏。”另外,眼下的婚宴很多是为了追求场面宏大,动辄置办几十桌甚至更多酒席,一些不很相熟的人也被请来,不少人参加婚宴是出于礼节,加之有的婚礼时间过长,宾客菜吃完了婚礼还在进行,所以,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:终于走完婚庆公司的一套“程序”,新人来敬酒时,宾客已离去大半。2004年结婚的邵女士聘礼多在两万元近日,山东菏泽订婚需送三斤三两礼金在网上引发热议,有网友算了下,三斤三两约相当于人民币13.6万元,记者在各大论坛中看到,这种做法从去年开始流行,还有索要八斤八两的。邵女士接受采访时称,她也看到了这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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